巴蜀地区易学发达。自西汉文翁兴教，巴蜀文化比于齐鲁之后，巴蜀易学名家倍出，特色鲜明，在易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巴蜀易学精义倍出，与特 有的术数文化相渗透，富于神秘色彩。而易学的深入民间，更引起世人的广泛好奇。宋程颐提出“易学在蜀”的口号，引起时代共鸣，成为不易之论。对于巴蜀易学 的整体成就，谢元量、雍书棣、李朝正、胡昭曦、谭继和等学者都有了初步的探讨，但深入研究尚乏其作，巴蜀易学之特立于易学之林的诸种蕴含尤其需要再作思 索。
一、巴蜀易学的历程
巴蜀易学从传说时代、筮占之术算起，至今至少有四千多年的历史，而从有正式记载的历史算起，也有两千多年了。纵观巴蜀易学的发展历程，自先秦至今，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七个时期。
（一）巴蜀易学传说期：先秦
历史上，学者们讨论易学均以伏羲制八卦始。先秦时期，并没有完全可靠的史书记载巴蜀有易学存在。不过，巴蜀筮占风兴盛，而与易学有关的传说人物伏 羲、大禹，乃至孔子弟子商瞿等均与巴蜀有着密切关系。周王室以宗姬封于巴，而蜀参与牧野之战，《周易》入蜀有先决条件。战国时期，巴蜀与秦、楚都有十分密 切的关系。秦大量移民入蜀，而楚、蜀文化交流甚广，从秦、楚传入易学也是可能的。可以说，先秦是巴蜀易学的传说时期。
（二）巴蜀易学兴起期：两汉三国
两汉时期，巴蜀易学经文翁宣化而兴起。在今文经学兴盛的年代里，巴蜀士人将象数易学与本地的术数之学相结合，形成了巴蜀特有易学风尚，易学家倍 出，而尤以术数为尚，可与中原齐鲁相抗衡。象数易学之兴盛，直到东汉末古文学大盛之时，蜀地依然今文易学独盛。汉末三国时期，蜀人奔走于荆州，得闻荆州新 学，在原有基础上开玄学易之新声。
此时期，赵宾独有所得，依附于孟喜而享誉全国；严遵以老、庄而合于《易》理，以卜筮而教授忠孝仁义，独步全国，开玄学《易》之先声；扬雄承严遵之 绪余，用焦延寿卦气之术，仿《周易》而作《太玄》，尤为拟经之鼻祖，影响之巨，无人可与颉颃；任安、冯颢学于杨厚，是为今文学之大宗；杨由、段翳诸人，皆 主占验，是为易之别派。至若古文易之传播，巴蜀实晚，而李譔《古周易》或为宋代《周易》复古之楷模，其易学则与王肃、王弼旨意相近似。至蜀汉丞相诸葛亮， 犹以其八阵图见重于易学界。
（三）巴蜀易学初步发展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渐成战略争夺要地。在无情的争战中，巴蜀易学备受摧残，世家大族在易学传承中突现其特殊作用。巴蜀易学沿着继承象数、兼采义 理的脚步艰难行进，其不附草依木，独有所见，自有所得的精神更加显现。隋唐时期，巴蜀经济得到了恢复，并逐渐繁荣，文化也日渐兴盛起来。五代之时，全国四 分五裂，混战不断，而偏处一方的巴蜀在前后蜀的统治下，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
魏晋至五代时期，易学逐渐由象数、玄学并重的局面走向玄学独盛，尤其是唐初制定《五经正义》之后，玄学易学一统天下，流行数百年之久。两汉象数之 学日渐为人们所淡忘，以至著作飘零，不绝如线。此时的巴蜀，象数易学一直延续发展，玄学易也有了广泛传播。此外，佛道易学不但出现，而且有了高深的造诣。 范长生治《易》，号称“蜀才易”，犹尚象数易学，而又挹而进之。卫元嵩制《元包》，再效扬雄。何妥兼宗郑玄、王弼易学，有南北学合流之风。李鼎祚宗象数而 不废义理，在象数废坠的大势中，博采汉魏象数易学，纂成《周易集解》，存其绪余，延其生机，其功尤著。赵蕤注《关氏易传》，术数见长，而尤重天道人事。后 蜀石经，经注兼采，王弼易学存而见扬。至如宗密遁入空门，不妨释《易》相参证，于佛教易学自有其功；彭晓为《参同契》分章作注，开启宋代图数易学，而于道 家、道教易学尤多发挥。
（四）巴蜀易学兴盛期：两宋
两宋时期，巴蜀易学之盛，得获程颐“易学在蜀”之誉，终为不易之论。巴蜀学人承隋唐学术之盛，不但象数、义理有了新境，而且大胆创新，成就图书易学，勇于接纳，理学易、史学易、古易学等都有阐释发挥，在易学大家庭中，贡献尤著。
此时期，陈抟首开图书易学一派，于蜀多有传承。南宋张行成穷研《太玄》、《元包》、《潜虚》、《皇极经世书》，总数学易之大成。房审权继李鼎祚而 纂《周易义海》，独宗义理，与蜀地象数传统虽异其趣，而得新创独见之实。与洛书、新学鼎足而三的苏氏蜀学，易学尤为核心，虽无意废弃象数，而独以义理见 长。李杞传其学，扬以史学，更阐玄学之风。谯定得蜀学《易》之传统，远有师承渊源，又再受程颐理学《易》，独开一大派。冯时行、李舜臣、张行成、张浚、张 栻实其绪余。晚宋魏了翁私淑朱熹，总结宋《易》，而先究注疏，博综兼采，易学成就非同一般。其传诸人，亦能以易学显。宋代大兴的以史证《易》的史学易、恢 复古易原貌的古易学，于蜀也推阐之作。宋代巴蜀，《太玄》、《皇极经世》之学十分盛行，而沿袭汉代象数，时有新义者也多有其人。比之他地，略有逊色者，关 学易、心学易、功利派易学尔。
（五）巴蜀易学持续发展期：元明
元明时期，巴蜀易学沉稳地向前发展，而且有着突出的成就。元代，巴蜀易学的发展主要得力于侨居在外地的易学家的努力。他们不但跟随时代的步伐，追 逐程朱，推扬理学《易》，而且也沿着汉宋易学发展的历程，在象数义理上迈进。黄泽等赵采折衷程《传》、朱《义》，以理学为宗；王申之辨析图书，以卦主为 说，精义颇多；黄泽“以积思自悟为主”，穷研易学数十年，其说《易》以明象为本，明象以《序卦》为本，而占法以《左传》为据，不取王弼玄虚之学。赵采、王 申子、黄泽三人实为元代巴蜀易学中的佼佼者。
到了明代，深思穷索的来知德，以错综言《易》，力主象数，再次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易学在蜀”的不易之言，达到了明代易学的高峰。熊过、杨慎等人 则有辅益之功。不过，明代的巴蜀在文化上已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如果说先期的杨慎还能踵武继绝的话，其后心学的蓬勃发展对蜀地影响并不大。虽然赵贞吉以心 学略有名声，但其易学不显。很明显，在明代，巴蜀易学已走向衰落。
（六）巴蜀易学衰变期：清代
清代的巴蜀，在经过漫长的振荡之后，文化并没有得到有效地恢复发展。易学在此时整体上完全处于衰歇时期。此时，全国易学名家辈出，但巴蜀地区基本 上没有闻名于全国的人。这但从《四库全书》的著录即可见一斑。即使在《四库全书》编成之后的时期，巴蜀地区仍然如此。直到清末，廖平以经学著名，但其易学 思想离奇古怪，也不为人重。当然，这并不能说清代巴蜀就没有可以流传于世的易学著作了。事实上，清代巴蜀地区仍有不少的易学著作，如李开先、胡世安、李调 元、刘沅等人均有创作，《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收录了好几部巴蜀易学著作。只是说，这些著作的份量和影响已大不如以前，在全国的地位更是微乎其微而 已。
具体而论，李开先师从来知德，据《伏羲方圆》诸图以论错综、卦变之说，驳斥朱熹《本义》之处不少。胡世安由明入清，于《易》有《大易则通》、《易 史》、《梦易》、《原易》诸作。其《大易则通》十五卷，“专主阐明图学，汇萃诸家之图，各为之说，虽亦及于辞、变、象、占，而总以数为主”。其《易史》以 人事论卦爻，以辨吉凶是否，颇有新义。李调元是清代巴蜀学术名家，于《易》有《易古文》三卷，就《周易》六十四卦及《十翼》各篇，以古书引文及他本为据， 摘录其异文而成书，与宋代兴起的《古周易》不同。考其所引，《经典释文》、《孟子七经考文》占其绝大部分，成就实在有限。刘沅乃刘咸炘之祖，其学以博涉为 主，于《周易》、《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四书》均有恒解，又有《大学古本质言》、《孝经直解》诸作。其易学颇推 崇王弼、程颐、朱熹之说，同时又兼采汉学象数，对易学基本问题多有梳理，但博而不精，创新不多，而似讲章之作。廖平是清末经学大师，也是清代巴蜀地区最为 著名的经学家。他的易学成就也颇为突出，但影响却十分有限。廖平区别今古易学最为质朴，而引《灵枢》、《素问》、佛、道之学入《易》，就颇为庞杂。其主 《易》为人天之学，以《易》爻分三统，以上下经主小大之学，与其疆域小大之说紧密相关，实质是想以中国来统世界，乃至以中国统宇宙，以六经统一切学术，为 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寻找理论依据。
（七）巴蜀易学复兴期：民国以来
巴蜀易学在清代似乎已到了“山穷水复疑无路”的境地。只有到民国及新中国时期，以郭沫若为代表，利用《周易》从事史学研究，巴蜀易学才走出了一条新路，并闻名于世。此后，随着《周易》研究的兴起，巴蜀易学正式走上了现代学术的行列。
二、巴蜀易学的特色
巴蜀易学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并在祖国易学文化中占据了重要一席。分析巴蜀易学的总体特征，无疑有助于研究巴蜀文 化的特性，有助于探寻文化发展的规律。宋林至《易裨传序》称：“易道变化不穷，得其一端皆足以为说者也。”在历史的长河中，巴蜀英豪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不 断阐发着易理，其学术之绵延，其义理象数之深邃，荣得“易学在蜀”之桂冠。整体而言，巴蜀易学有如下比较明显的特征：
（一）易学兴盛
巴蜀易学在上千年发展历史中，与其他地方相比，显得兴盛发达，别具一格。宋程颐说“易学在蜀”，成为学界共识。近人双流刘咸炘著《蜀学论》，对巴蜀易学的兴盛情况略有描述。他说：
在六艺经首，三圣《大易》之传，蜀为特盛。商瞿北学，尚曰传疑（宋祁谓瞿为蜀人，杨慎言《世本》作商瞿上，居瞿上故名，而今所见群书引《世本》无 此语）。赵宾异说，孰为疏证（《汉书·儒林传》载赵宾说箕子为荄兹，云授孟喜。又载喜诈言田王孙且死，枕喜膝，独传喜。同门梁邱贺疏通证明其伪）。大义精 于君平（成都严遵，《华阳国志》言专精《大易》），而诸儒多沿施、孟（范书载绵竹任安受孟氏《易》、梓潼景鸾治施氏《易》）。象数亡于唐疏，而李氏独罗 虞、郑。汉《易》复兴，资州之功胜也（唐资州李鼎祚《周易集解》）。宋有谯定（涪陵人，今涪州）出郭曩氏（亦蜀人，定又受教程颐），私淑程、邵，冯、张继 美（恭州冯时行与邛张行成得定之传，张著《皇极经世索隐》、《衍义》。恭，今叠溪营）。来崛起于穷山，犹冥擦而合轨（明末梁山来知德著《易》，专言错综， 近汉儒）。卫嵩《元包》（北周成都人），上继《玄》杨。苌宏执数（《淮南·汜论》云：苌宏，周之执数者也），下启天纲（唐成都袁天纲多术数书）。盖汉师多 通术数，故源远而流长。《义海》百卷，博莫如房（宋房审权书，今佚，惟存李衡《撮要》）。酱翁篾叟，以程、袁彰（二程得学于成都治篾箍叟，袁道洁得学于邛 眉间卖酱薛翁，开永嘉一派）。易学在蜀（伊川语），如诗之有唐矣。
巴蜀的易学在各个阶层中广泛流行繁衍，孕育发展，从来没有断绝过。
（二）拟《易》
拟《易》是拟经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拟经是经学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它具有多重含义：其一，以继承圣贤大道自任，敢以先觉觉后觉的气象雄视开 导后人。其二，圣人之道是发展变化的，圣人不是神人，不可将其作为教主来崇拜。只要得其大道，圣人人人可作，而关键在损益上下工夫，因时因势，起义立制。 其三，依经托道，传之万世，永垂不朽。
巴蜀可以说是拟经的发源地，也是拟经的兴盛地。从时间上看，严格意义上的拟经应当从扬雄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算起。宋郑樵 于《通志·艺文略》在目录分类上已出现拟经小类，其“易类”著录“拟易”二十九部，以《太玄经》居首。明朱睦㮮《授经图义例》、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亦 列有“拟易”一类。清朱彝尊著《经义考》，更历考诸代经学著作，专列“拟经”大类，其首亦即扬雄《太玄经》。从这个角度上讲，巴蜀是拟经的发源地是无庸质 疑的。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任何事物的产生总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扬雄之所以拟经，除了主要在于他个人的因素外，其实许多前人已为之铺路奠基。战国 诸子自尊其主要著作为经就是最好的例证。入汉以后，“经”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统治者将人们的约定俗成官方化、制度化，明令规定何书为经，而不容许有其他相 颃颉者存在。扬雄身处西汉末造，其拟经之作多少继承了前人依仿作经的思想。从效仿的角度而言，扬雄之作也是有所继承的。唐刘知几称：“夫述者相效，自古而 然。故列御寇之言理也，则凭李叟；扬子云之草《玄》也，全师孔公。符朗则比迹于庄周，范晔则参踪于贾谊。”
说扬雄拟经有继承的成份在里面于扬雄的创造之功丝毫无损，而反见其敏识多闻，自立一格的创新意识。继扬雄而后，巴蜀拟经之作前赴后继，为数不少： 其一，晋王长文“著书四卷，拟《易》，名曰《通玄经》，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时人比之扬雄《太玄》”。其二，北周卫元嵩著《元包经》，以 《坤》为首，拟《归藏》。其三，宋文轸著《信书》，“大抵祖《周易》而仿《太玄》，略与《潜虚》相似”。其四，明任瀚“准诸《易》，参诸方、州、部、家， 作《寿卦》”。虽然任氏仅仅创作一卦，但其拟《易》思想藉此得以展现。其五，明李乾德撰《易易》二卷。朱彝尊以为“此《中庸》所云‘索隐行怪’，而《鲁 经》所云‘盖有不知而作之者’也”。
巴蜀对拟经诸作进行研究者也不在少数。以研究《太玄》的巴蜀学者而论，三国时有李譔，著《太玄指归》；五代有程贲，著《太玄经义训》；宋代有陈 渐，著《演玄》10卷；郭元亨，撰《太玄经疏》18卷；范谔昌，《补正太玄经》10卷；苏洵，《太玄论》3篇、《太玄总例》1篇；章詧，著《太玄经讲疏》 45卷、《太玄经发隐》3篇、《太玄图》1幅；张行成，《翼玄》12卷；胡次和，《太玄集注》12卷、《太玄索隐》4卷；等等。其中，宋代的张行成潜心研 究《太玄》、《元包》、《潜虚》、《皇极经世书》等，可算是最为突出的一位。
（三）融会《易》、老
蜀地神仙方术本盛，又是道家的发源地之一，《易》、老结合顺理成章。如传说中的王乔与彭祖就是有名的方术之士，而以道家形象出现。《淮南子·齐 俗》高诱注：“王乔，蜀武阳人也，为柏人令，得道而仙。”彭祖是道家推崇的老寿星之一，《庄子·刻意》称：“吹呴呼吸，吐故纳新，能经鸟申，为寿而已矣。 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晋常璩载：“武阳县郡治。有王桥、彭祖祠”。“王桥升其北山，彭祖家其彭蒙”。[⑧]常璩又说：“彭祖本生 蜀，为殷太史。”
两汉时期，巴蜀易学融会《易》、老的色彩最为浓厚。严君平精于大《易》，并善《老》、《庄》，著《老子指归》，明于人伦之理。扬雄承其学，著《太 玄》，推崇道家，“贵将进，贱始退”。冯颢明《易》，“修黄老，恬然终日”。折像通《京氏易》而好黄老言。任安师杨厚“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 人”。两汉之后，蜀人仍以老庄入《易》。《北史·泉企传》：“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唐李鼎祚，宋苏轼、李杞等都引入道家思想解说《周易》。朱熹对蜀 地易学多有老庄道家色彩是非常熟悉的，说：“子云所见多老氏者。往往蜀人有严君平源流。”至清代，廖平尚引《庄子》、《列子》诸书以论《易》。
（四）术数发达，象数盛行
巴蜀自古巫术盛行、历算发达，从三星堆大型的祭祀坑等可以窥见一斑。西周时期，蜀地出现著名学人苌弘，开巴蜀方术历算之先声。苌弘（？—前 492），资中人，为周灵王时大夫，以方术（鬼神之术）事灵王。孔子适鲁，学乐于苌弘。《淮南子·汜论训》称：“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 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车裂而死。”苌弘通天数，是数一数二的术数大家。《史记》说：“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 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苌弘还懂阴阳术数，明巫术，《左传》多有记载。《史记·封禅书》说：“苌弘以方事周灵 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宏。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 弘。”《汉书·艺文志》兵家阴阳类有《苌弘》十五篇。班固称：“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苌弘是通晓阴阳术数的大 家，在巴蜀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西汉的落下闳是巴蜀术数学的典型代表，其成就在当时首屈一指，为世人所景仰。《益部耆旧传》云：“闳字长公，明晓天文，隐于落下。武帝征待诏太 史，于地中转浑天，改《颛顼历》作《太初历》，拜侍中不受。”《汉书·公孙弘传·赞》说：“汉之得人，……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后世莫及。”
落下闳而后，巴蜀术数历法之学长盛不衰。吕子方教授考察巴蜀术数历法之学，提出了“天数在蜀”的说法，得到世人的认可。
有着善历算的传统，加以星占巫术、卜筮之风盛行，研究《周易》之人也难免将其带入其中，形成独特的以象数易学为重的巴蜀易学。落下闳说：“夫律阴 阳九六，爻象所从出也。”可见，蜀人很早就把律历与易学结合起来，甚至认为易学本身就源于律历。严君平讲卜筮，扬雄于《太玄》努力创制新的卜筮之术，而尤 重历算，利用《颛顼历》、《太初历》制定独具特色的《太玄历》。两汉时期，巴蜀易学主今文象数之学，列名正统易学者虽不少，但以方术见长者尤多。就是正统 的易学家中，精于术数者也不在少数。从《后汉书·方术传》中，我们可以找到多位著名的巴蜀易学家。任安从杨厚学图谶，究极其术。折像以数术通玄。杨由习 《易》，并七政元气、风云占候。段翳习《易》，明风角。任文公晓天官风角，明数通占，以占术驰名。晋范长升、唐李鼎祚长于象数。唐代袁天纲深明天文、历 法、占术。宋代有郭襄氏、治篾箍桶者深晓占术、易学。苏轼又称费孝先得老人授以易轨革卦影之术。张浚虽主义理，而长于象数。张行成精通《太玄》、《元 包》、《潜虚》、《皇极经世书》，于占筮象数有独到的研究。明代的来知德也以象数见长。清代刘沅等人论《易》，也不离象数之学，而清末廖平杂《黄帝内经》 等书而论《易》，术数色彩更为突出。总之，长于术数之学的巴蜀易学家很多，而见称于世者则影响尤巨。
（五）深思力索、独立创新
清代学者称：“盖《易》包万汇，随举一义，皆有说可通。数惟人所推，象惟人所取，理惟人所说，故一变再变而不已。”刘勰论文道：“意翻空而易奇， 词征实而难巧。”在易学上，各代学者确实做到了翻空出奇的效果。而蜀地学者在这样的大潮中，颇能自辟蹊径，独树一帜，得以稳健而鲜明地立于全国易学之林 中。
巴蜀易学勇于创新，首先表现在不附和，不轻易地赞同、接受其他易学，而是采用一种批判审慎的眼光，有舍有取。这在汉魏之际的易学大变革中得到生动地体现。
其次，巴蜀易学常常是以新的方式引领全国易学。严君平以老庄解《易》、扬雄拟《易》、李鼎祚集解象数《易》、陈抟开图书易学一派、房审权集解义理《易》、来知德错综言《易》等等都有着浓郁的创新色彩。
巴蜀易学的创新来自于学者的深思力索，穷究根源。巴蜀偏在西南一隅，交通相对落后，与中原的信息交流多受阻碍，所以学术风气没有中原其他地方开 放。巴蜀士人所见书籍有限，所访当代名士更是少之又少。但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悬而未绝的问题，仍然是学人们长期力图解决的中心命题。所以巴蜀士人一向致力于 这些问题，以便找出答案，用自己的方法探隐索微。其方法就是深思力索，穷究圣人之旨。这一学风开始时间甚早，其知名者首先当属扬雄。扬雄以“覃思大易”、 “好深沉之思”著称。后来的巴蜀学人，尤其是易学之士多具此一特征。宋代龙昌期独创有得，因与时政不合而倍受打击。张行成号称观物，穷研《太玄》、《潜 虚》、《元包》、《皇极经世》之书。就是以义理名的《苏氏易解》，也经两代人，苏洵及苏轼、苏辙三人合力，历经数十载而成，且以“未知数学”为憾。元代王 申子隐居幽深，无心求仕近三十年，著成《大易缉说》。黄泽则终身研究易学，著成《易学滥觞》，指陈大义。《元史》以为：“近代覃思之学，推泽为第一。”明 代来知德更为知名，居万县求溪山中二十九年，成其名著《周易集注》。
（六）尊重古学，尊重传统，传衍不绝
蜀人治学重古学，对古注古疏偏好，历来是一个传统。扬雄好古文，向来闻名。他师从林闾，所学即古文字。他著《蜀王本纪》，记载了蜀国古代历史。西 汉今文经学盛行，巴蜀仍固守传统，词赋、黄老、阴阳、术数盛行。文翁办学，至有“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之评。到了东汉，古文经学盛行，而巴蜀风行 的却是今文经学。直到汉末，李譔等人才习古学，而以反郑玄之学的形式出现。魏晋隋唐时期，玄学易日渐兴盛，巴蜀却以象数为重，范长升、李鼎祚是其典型代 表。
到了宋代，名列“宋初三先生”的石介的蜀中弟子何群“嗜古学，喜激扬论议”。眉山苏轼称：“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 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范祖禹从司马光而长于《古文孝经》。潼川谢畴则著《春秋古经》十二篇，得到李焘的肯 定。长于《古周易》的巴蜀士人也有李焘、税与权等人。魏了翁更是钻研古注疏，删节掇要，成《九经要义》，《周易要义》就是其中之一。他还说：“吾州之俗， 检履醇固，而被服文雅。盖自汉以来，代有显人。胡安先生、林翁孺、庄君平以经授卿子云，流风所渐，儒学日茂。”
元虞集《送赵茂元序》：“百十年前，吾蜀乡先生之教学者，自《论语》、《孟子》、《易》、《诗》、《书》、《春秋》、《礼》，皆依古注疏句读授 之。正经日三百字为率。若传注、史书、文章之属，必尽其日力乃止。率晨兴至宿分不得休以为常。持身以尚孝友，惇忠信，厉节义为事。其为（紊）[文]尚《左 氏》、苏子瞻之说。及稍长而后专得从于程、周之学焉。故其学者虽不皆至博洽，而亦无甚空疏。及其用力于穷理正心之学，则古圣贤之书，帝王之制度，固已先著 于胸中。及得其要，则触类无所不通。此其大概也。”黄泽是元代典型的蜀人重古注疏的人物。他的经注不但多取材古注疏，而且于两汉之学深有研究。《元史》 称：“蜀人治经，必先古注疏，（黄）泽于名物度数，考核精审，而义理一宗程、朱。”
明代杨慎博学精深，于古学多有研究，甚至造古伪书，如《古文参同契》等。来知德长于两汉象数易学，发掘《周易》象数之旨，成就一代学问。清代以复兴汉代朴学自任，蜀地学者重古者也不少。李调元、廖平均著有《古周易》，搜罗《周易》古义。
巴蜀对传统的尊重还表现在对巴蜀易学成就的继承和发扬。巴蜀学者于明清以前声称传自严君平、扬雄，而明代以后更追至商瞿、夏禹等人。
（七）集杂为纯
舒大刚先生说：巴蜀多奇才，多怪才。其学最大的特点是集杂为纯。在易学上，巴蜀学人尤显驳杂。始显于世的汉代赵宾好发新义，不为正统今文经学家所 认可。严遵、扬雄融合《易》、老，更引入了天文、历法、律吕、五行等一系列学术入易学之中，而主体与卦气说有密切关系。东汉今文经学兴盛，蜀人多好图谶， 而风角、七政等占候之说，多能通之。至范长生、李鼎祚诸人，均不能固守一学，而是统集众说而加以发明。卫元嵩由释入道，撰著《元包经》；赵蕤长于纵横之 术，注解《关氏易传》；彭晓出家为道，通释《参同契》。
宋代巴蜀学者在易学上多有成就，但其驳杂为世人所指责。陈抟入道转儒，影响及于刘牧、邵雍，于蜀多有传承，成为方外传《易》绝学之人。龙昌期通百 家之言，好立新义。苏轼以文显，主三教合一，好《战国策》等百家之言。其《苏氏易传》，朱熹在《杂学辨》中多所批驳。谯定虽得程颐之传，但早得蜀人易学， 朱熹以为有佛道色彩。张浚、张栻父子是著名的理学中人，但学有三苏渊源，而其《易》著中也多用象数杂传之说。至李杞援史入《易》，又倡言玄学；魏了翁以理 学名家，但也多读百家之书，好用蜀人之术数。
元明清时的巴蜀易学虽有转杂入纯的倾向，但整体并没有多大变化。清廖平广引释、老，尤其是医书《灵枢》、《素问》以入《易》，所创离奇怪诞，不为世人所接受。
（八）注重义理，并与象数相结合
巴蜀易学虽然偏重象数，但也注重义理，而且还将义理与象数相结合。西汉严遵、扬雄虽治今文易学，但他们引入道家思想，发挥玄学义理。东汉古文易学 兴起后，巴蜀地区的义理易学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隋唐时期，何妥、阴弘道的易学都以时尚的玄学义理为主，同时又融入了象数学的成份。李鼎祚《周易集解》 以“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著称，而他本人则兼综象数和玄理。到了宋代，巴蜀易学全面繁荣，其中苏轼《苏氏易传》、房审权《周易义海》、李杞《用易 详解》、魏了翁《周易要义》等以义理名，其中也兼采有象数的成份。张浚《紫岩易传》、魏了翁《周易集义》更是融会象数、义理的易学作品。张行成《易通变》 等“七易”之作以“数学”著称，其中也不乏义理的内涵。程颐写作并完成于巴蜀的《伊川易传》则在易学史上树立了义理学的丰碑。宋代以后，易学在朱熹学术的 影响下，基本上都以兼宗象数与义理的形象出现，巴蜀易学也不例外，元代的王申子、赵采、黄泽，明代的来知德，清代的李开先、胡世安、刘沅等易学家均是如 此。
三、巴蜀与宋代图书易学
（一）宋代图书易学的兴起
自宋至清，学者们追溯宋代图书易学渊源，蜀地易学引起了特别的重视。其中与陈子昂、宗密、彭晓三人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陈子昂是唐代著名文学家，他的诗文开有唐一代新风，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锋。陈子昂《感遇诗》非常出名，《陈子昂集》录有三十八首。其中三首与 《易》有关。程直方认为陈子昂《感遇诗》之一所言内容与《参同契》相契合，乃宋代陈抟易学之源。清朱彝尊作了更为明确的辨析。他说：“陈子昂《感遇诗》 云：‘太极生天地，三元更废兴。至精谅斯在，三五谁能征。’三元本《律历志》阴阳至精之数。三五本魏伯阳《参同契》。要之，《太极图说》，唐之君臣已先知 之矣。”毛奇龄《太极图说遗议》对此更有深入的分析。其实，陈子昂五世祖“（陈）方庆好道，得《墨子》五行秘书，白虎七变法，遂隐于郡武东山”。父陈元 敬，二十二岁乡贡明经擢第，拜文林郎属。武则天居摄，陈元敬遂山栖饵云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图天象，无所不达”，“尝学术拟张平子，风鉴比郭林宗 ”。而“子昂晩爱黄老之言，尤躭味《易》象，往往精诣。在职默然不乐，私有挂冠之意。”可见，他确实与当时流行的《周易参同契》等道家易学有密切关系。与 陈子昂时代相若的蜀人刘知古更长于《参同契》，五代彭晓还曾提及他。
宗密是唐代著名高僧，世称圭峰禅师，尊为华严五祖，又系禅宗荷泽系四传弟子。其《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原人论》、《禅源诸诠集都序》等佛学著作 中大量采入易学成份，并借助易学在儒学文化圈的影响，以与佛学比拟的方式宣扬佛学。尤其是《原人论》一书，被认为是会通易释的典范之作。宗密以净染说论佛 学，制《十重图》，用以说明净染程度、佛学层次的不同，其理与易学月体纳甲说近似。清毛奇龄等人以为《十重图》乃周敦颐《太极图》之源，今人李申等以为 《十重图》不可靠，极力加以否认。事实上，宗密自己就说：“恐文不顿书，意不并显，首尾相隔，不得齐睹。今更画之为图，令凡圣本末，大藏经宗，一时现于心 镜。此图头在中心，云‘众生心’三字是也。从此三字读之，分向两畔。朱画表净妙之法，墨画表垢染之法，一一寻血脉详之。朱为此○号，记净法十重之次。墨为 此●号，记染法十重之次。此号是本论之文，此点是义说论文尔。”可见，宗密确有其图，而且图形与月体纳甲图颇有近似。
彭晓是五代时期著名的道教学者。他的《参同契》学和炼丹术与易学有密切的关系。清人以其《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书中之图为宋代易图学之源。今考其 书，并无清人毛奇龄、胡渭等人所论的《水火匡廓图》、《三五至精图》、《斗建子午图》、《将指天罡图》、《昏见图》、《晨见图》、《九宫八卦图》、《八卦 纳甲图》、《含元播精三五归一图》诸图，胡渭所谓“《书录解题》言彭本《明镜图》有八环，今其存者非九则七，盖《斗建》、《将指》不当并合，而《至精归 一》本系一图，是为八环耳”，更是将彭晓《明镜之图》八环图误作八幅图，与事实不合。不过，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补塞遗脱章第八十四》中有《五位 相得而各有合图》，虽与毛奇龄等人所言的《三五至精图》有一定的差异，但多少有一点联系。彭晓《红铅火龙诀》云：“凡一月三百六十时（辰），一年十二月， 合四千三百二十时，象四千三百二十年。”“一日一夜内合夺得四千三百二十年正气，在神室中生产神精也。凡一时奉得三百六十年正气，一日夜夺得四千三百二十 年正气，一月夺得十二万九千六百年正气，一年夺得一百五十五万五千二百年正气。”彭晓利用时、日、月、年的相似性，从而以小代大，以1时当360年，以1 日当4320年，以此作为炼丹可得寿限无量的正气年寿之数，可以长生不老的理据。邵雍在《元会运世篇》中以一岁当一元，以一月当一会，以一日当一运，以一 辰当一世，其手法正与彭晓道教炼丹理论相同。
如果说清人追述宋代图书易学渊源有捕风捉影之嫌，多属揣测，不尽可靠的话，那么他们将目标无意地集中到巴蜀学术上来，就多少说明巴蜀易学与宋代图书易学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割裂的关系。从陈抟、周敦颐、邵雍等人的表现看，他们更是与巴蜀有着明确的关联。
宋代图书易学是以陈抟开端的，而陈抟与巴蜀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因为史阙有间，其中也有治丝如棼般的复杂不清。最早考订陈抟籍贯的是南宋南宋王象 之。他依据北宋李宗谔（965-1013）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所撰《普州图经》，并辅以钦真观道士谢道缘所传《野传一纶》，认定陈抟为普州崇龛 人，得到今人王家祐、胡昭羲等学者的认可。据北宋文同记载，陈抟曾入蜀向天庆观何昌一学锁鼻息飞精之术。他在天庆观所见的陈抟诗，陆游于南宋来蜀，也曾见 过。陈抟与蜀人陈省华有交往，省华携三子与之游，抟谓之曰：“君三子皆当将相，惟中子贵且寿。”终如抟言。省华长子尧叟从陈抟及其弟子种放学，得术数之 传，“多任知数”；中子尧佐初肄业锦屏山，其后也从种放于终南山，颇得其传。蜀人员延也曾从陈抟学。员兴宗记载：“兴宗鼻祖任城令君讳延，禀资夷澹，尝习 道论于陈图南所。”此外，陈抟学传两知益州，治迹显赫的张咏，蜀人李畋传其学。
邵雍与陈抟有关系是不容置疑的。邵伯温说：“康节先生尝诵希夷先生之语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处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 故康节诗云：‘珍重至人尝有语，落便宜是得便宜。’盖可终身行也。”邵雍有《谢寗寺丞惠希夷罇》、《观陈希夷先生真及墨迹》，又《题范忠献公真》云：“ 范、邵居洛阳，希夷居华山。陈、邵为逸人，忠献为显官。邵在范之后，陈在范之前。三人貌相类，两人名相连。”
陈抟之学一直传到邵雍也经得起考据学的检验。彭耜《道德真经集注》引《高僧传》：“鸿蒙子张无梦，字灵隐，好清虚，穷《老》、《易》。入华山，与刘海蟾、种放结方外友，事希夷先生，无梦多得微旨。”
所以，陈抟传种放学是没有问题的。不过，邵伯温以为陈抟（872-989）直接传穆修（979-1032）就有问题，而朱震、晁说之以为种放 （955-1015）传穆修从时间、地理等角度考虑则比较合理。钱穆说：“考穆修成进士在大中祥符二年，种放以是年四月归终南，明年正月复召赴阙，四年又 来朝，并从祠汾阴，则穆之得传于种，事亦可有。似诸家言穆修得易学于陈抟者，乃略去种放言之。或由放在当时颇溪诽议，故谈者不欲称引。”
周敦颐有《读英真君丹诀》诗（《题丰都观》三首之一）云：“始观丹诀信希夷，尽得阴阳造化机。子在母生能致主，精神合后更知微。”说陈抟学传周敦颐虽然很难经得起考据学的实证，但历史上诸种传说，至今未能绝然地否认他们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二）邵雍易学在巴蜀的传播
在宋代，司马光、牛师德、牛思纯等传邵雍之学至张行成，邵雍子孙邵伯温、邵博等人入蜀盛传其学，又有术士杜大可等人得王豫遗书而传邵雍之学。于是，邵雍易学在巴蜀广泛地传播开来，影响甚大。
1．司马光、牛师德、牛思纯之传
司马光精通史学，著《资治通鉴》、《太玄集注》、《潜虚》等，与邵雍在《春秋》史学、“易外别传”之《太玄》学上有着共同的学术爱好。此外，司马 光“以年德为贵”，兄事邵雍，引为同乡，更增进了二人特殊的友谊。陈瓘《答杨中立游定夫书》：“司马文正与康节同时友善，而未尝有一言及先天学。其著《家 范》本于《家人》一卦，而进取王弼之说。今之说《易》者方且厌，常出奇离日用而凿太空也。又或谓文正公拟先天之学，岂足以语二公弛张之意乎？”由此而言， 司马光并没有传授邵雍之学。不过，张行成说：“司马文正尝言：《太极图诀》，尧夫尽以见传。”“司马公居洛，与康节游，传其易学。公尝言‘《太极图诀》， 尧夫尽以见传’是也。”
《易通变》卷12有《追录温公传易语》一节，语皆平实，与司马光的言行也颇相契合。
史载，司马光之学传牛师德、牛思纯父子。牛师德字祖仁，事迹不详，撰《先天易钤》一卷，自序称：“传邵雍之学于司马温公。”晁公武有所怀疑， 称：“其说近于术数，未知其信然否。”陈振孙也说：“序称牛师德祖仁撰，未详何人，盖为邵氏之学而传乎术数者也。”牛师德传其学于其子思纯，字无邪，为狱 吏，“作《太极宝局》，依《易经》六十四卦次序，每卦先列本卦，因除数以成局，而后分布逐卦所配天地人之四象”。思纯又传有《卦气图取卦法》、《追录温公 传易语》。张行成说：“近世牛无邪传康节学，《卦气图》载尧当《贲》之六五而无其说。自著《易钤局》，言尧壬寅年即位，起山风《蛊》，谓子丑寅年用世卦， 世之元始于《升》《蒙》、《蛊》、《井》，故起于《蛊》也。按《经世》尧肇位在甲辰年，岂无邪但得康节数钤，而未尝遍阅其书邪？求其说而不得，遂妄以意逆 之。至于《贲》六五又没而不言也。然起于《贲》与《蛊》则是矣。”祝泌则说：“牛无邪传康节学固未纯，然说尧之世当《贲》亦必有所传。”可见，牛无邪确能 精通邵雍之学，且颇有推阐之功。
牛氏父子所传的邵雍学术经过蜀中估籍吏人之家传给了著名数学易学家张行成。祝泌称：“康节起数之法有所传十四图，张文饶得于蜀中估籍吏人之家，因 敷衍之为《通变》，发明处甚多，而支蔓处亦多。”又：“元经会之运卦，在张文饶之例失其当者，张当时只得牛无邪尧即位之世卦升、蒙、蛊、井之说，又尧大运 在贲之说，遂臆料其说而定起例。”当然，张行成不仅得牛氏父子之传，如他对王湜的《皇极经世》之学也多有钻研，在《易通变》中曾多次批驳其不当之处。
张行成还将其《皇极经世》之学传给了蜀人吕凝之、冯履等人。“凝之能逐年配以卦爻”，较张行成之易学“加密”。吴泳《冯履特赠直秘阁制》则称：“ 尔蚤以爽邦之英，邃于先天之数。声文韵法，尤所究心。当权侂用事时，课历之差，议祭之变，推测虹见之咎，了然如指诸掌。至于进退不以吉凶，行违不以忧乐， 则又在于《经世》图外。惜乎此道孤行，无有褒表之者。”
2．邵伯温父子之传
邵雍之学传蜀与其子邵伯温入蜀关系最为密切。邵伯温为邵雍长子。“初，邵雍尝曰：‘世行乱，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温载家使蜀，故免于难。 ”邵伯温入蜀，曾在四川地区任知果州、提点成都路刑狱、利州路转运副使等官。邵伯温还着实地继承并发扬邵雍易学。他“著书有《河南集》、《闻见录》、《皇 极系述》、《辨诬》、《辨惑》、《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近百卷”。其中，《皇极系述》、《观物内篇解》，对邵雍易学及其著作加以阐发，《易学辨 惑》对世人对邵易的误传、误会进行辨别，《闻见录》中著录大量邵雍行事及学说，并时加褒扬，足资后人参考，对于传播邵氏易学起了很大的作用。魏了翁说：“ 康节家自有邵子文所注本，虽未尽得本旨，然亦可观。”邵伯温家藏邵雍之书，又将其学传给私淑邵雍的陈瓘、晁说之等人。邵伯温、邵博记载了陈瓘从伯温求邵雍 遗书的情况。《邵氏闻见录》卷15：“莹中晩喜康节先生之学，尝从伯温求遗书，曰：吾于康节之学若有得也。”《邵氏闻见后录》卷6：“大谏公与康节不相 接，博之先君因公之请，尝进遗书之副归焉。”而晁说之则先从邵雍弟子杨贤宝得闻所传《易》图，随即“入洛，与先生之子伯温游，得先生之遗编残稿，宝而藏 之，服勤不知昼夜”。大观年间，邵伯温请晁说之作《传易堂记》，宣和年间，邵伯温守南充，又请晁说之作《康节先生谥议后记》。王湜称“康节先生遗书或得于 家之草稿，或得于外之传闻”，显然他也曾由邵氏家得邵雍之书而论其学。
邵伯温有三子：溥、博、傅。邵溥字泽民，进士第，靖康初为户部侍郎。上践祚，以例贬官。绍兴中，除徽猷待制，宣抚川陕。师事崇福，十二岁诗文早有 能声。他“才识超诣，论议有余。经学传家，典刑未冺”。邵博字公济，绍兴九年（1139）出知果州（今南充）、二十二年（1152），以左朝散大夫知眉州 （今眉山），又曾在雅州为官，绍兴二十八年（1158）降授左朝散郎，卒于犍为县。邵博善文，著有《邵博文集》五十七卷，又称为《邵太史西山集》。在四川 期间，他还著有《闻见后录》，对邵氏易学也有所宣扬。
邵雍子孙来蜀，对邵雍学术在蜀中的传播大有功劳。元牟瓛称：“昔康节翁前知靖康分裂，此为善地，可避兵，故邵氏之孙皆来卜居，《七易》之学遂盛行 于蜀。”所谓“七易”，就是指张行成的易学七书。此外，王卿月字清叔，祥符（一作临海）人，“其提刑蜀中时，从康节后人传其易学，论人穷达寿夭甚中”。李 石亦称：“凡向之以文字往来者，如大苏尚书公符、小苏博士公籍、喻驾部汝砺、运副范公瓒、检讨邵公博，石与使君日处其间。其诸公之群从子弟，执门生弟子礼 者多。名人日沓沓，说文不离口，而所得于渊源有自者，未论其人，文可知也。”可见邵博与李石多有交往。石之易学自有邵学渊源。
3．术士杜大可之传
邵雍并不以术数名家，其学术地位也不在于此。程颢以为“先生醇一不杂，汪洋髙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欧阳棐向朝廷奏议请谥，云：“（邵雍）虽深 于象数，先见默识，未尝以自名也。其学纯一而不杂，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浑大，不见圭角，其自得深矣。”清全祖望更说：“康节之学，别为一家。或谓 《皇极经世》只是京、焦末流，然康节之可以列圣门者，正不在此。亦犹温公之造九分者，不在《潜虚》也。”不过，邵雍易学多术数成份。王炎说：“邵氏之学长 于占筮。文王之演《易》，不专于占筮也，静而正心诚意，动而开物成务，《易》皆具焉。惟以占筮论之，则古人如管辂、郭璞之徒足以尽《易》之道矣，不特邵氏 也。”邵雍易学通过术士得到长远的传播，后世更以“梅花易数”出自邵雍而广泛传播。黄宗羲、全祖望对术士所传邵雍之学略有鄙视，将之列入《张祝诸儒学案》 之中，以“别传”待之。
杜大可，蜀道士。初，邵尧夫以先天学授王豫字天悦，天悦死，无所授，同葬玉枕中。吴曦于开禧三年（1207）发动叛宋降金的“武兴之乱”，盗贼发 王豫冢，得《皇极经世体要》一篇、《内外观象数》十篇、《无名公》手泽，大可贿盗而得之。年五十，遇廖应淮，以邵氏学授之。
廖应淮字学海，南城人，自号溟涬生。应淮幼不读书，好异端之学及风角鸟占之术，游侠江湖不遇。年三十，客临安，疏丁大全丞相误国状，大全中以法配 汉阳军。应淮荷校行歌出都，见者壮之。遇蜀人杜可久，为祷营将，脱其戍籍，授以邵子先天易数。应淮著书有《玄玄集》、《历髓星野指南》、《象喻统会声 谱》、《画前妙用》数十万言。
廖应淮以其学传祝泌。“祝泌字子泾，德兴人，以进士授饶州路三司提干，传邵氏《皇极》之学于廖应淮。年老乞休，御书‘观物楼’扁额赐之。元世祖诏征不赴。著有《观物解》、《六壬大占》、《祝氏秘钤》。”
廖应淮又以其学传彭复，彭复传之鄱阳傅立。傅立字权甫，号初庵，饶州德兴人。历官正奉大夫、集贤院大学士，赠荣禄大夫、柱国、饶国文懿公。“当至 元间，以其学显，世祖甚敬信”。傅立为里人祝泌外甥，传其《皇极》数学。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遣使访求通《皇极》数番阳祝泌子孙，其甥傅立持泌 书来上”。傅立有子岩卿，为秘书少监、集贤直学士。傅立传学程直方，著有《程氏启蒙翼传》、《四圣一心》、《观易堂随笔》、《蔡传辨疑》、《学诗笔记》、 《诸传考正》、《春秋旁通》及《前村吟卷》、《续玄玄集》等。《新安文献志》卷首《先贤事略下》：“董时乂（时乂），德兴人。初德兴傅立传康节之学于廖应 淮，立复传于程直方，直方又以授时乂，今其传泯焉。”
此外，齐琦既承家学，又兼得祝氏、傅氏之传，长于邵雍之学。齐琦字仲圭，号易岩，德兴人。其从祖齐梦龙、齐贵澄，皆明《易》，专心邵子之学，而贵澄尝注《经世观物》等书。琦读其遗书，自幼即领悟其旨。同时又从传邵氏学的祝祕、傅立学，兼得其传。
经过多种途径传播邵雍之学的巴蜀地区，邵雍著作极易觅得。南宋楼钥告诫入蜀的王粹中，称：“康节遗书有传者，不惜师问穷精微。先天仅得十二三，声 音律吕无由窥。”魏了翁称：“邵氏书惟有乡人观物先生张文饶行成为之注解者，在此与诸友讲论，未容辍纳，俟令人抄录一本后便寄去。康节家自有邵子文所注 本，虽未尽得本旨，然亦可观，却无带行者。……邵氏书有《观物篇》、《先天图》、《渔樵问对》、《击壤诗》、《易学辨惑》等，非一不止《皇极经世》。若某 万一归蜀，则此等书亦非难得。今偶不带行，但能省记耳。”宋姚勉则称：“眉山宋君可传出邵子《观物篇》真迹示某。某焚香宝诵观之。其字画庄正，无一笔放 纵，其于检束中得之明矣，后学何敢不力？宋君既珍此帖如金玉，必有得于邵子之学之妙，不知某可与共学否？”
蜀人亦多有能言邵氏学术旨趣者。阳枋称：“或问邵子《先天图》果虙羲所作乎？曰：谓虙羲作此图，吾不知也。谓推寻虙羲画卦之理以成图可耳。予尝闻 眉山杨平舟先生名栋，字彦极，历官至参政，曰：‘虙羲初画时未有文字也，故作一画以示人。此一画也，圜之径一围三，则函三也。从之有上中下，亦函三也。衡 之有始中终，亦函三也。故三画实一画也。兼三才而两之，故六，而六亦三也，而三亦一也。此伏羲之旨，邵子得之，更不必问其所从来者。’或曰：周子《太极 图》如何？曰：亦此理也。上而阴阳，中而五行，下而人物，亦三才之道也。”
不过，蜀人也有极力抵制、批驳邵雍易学者。蜀人毛伯玉称：“尧夫之筮，虞翻、管辂、郭璞之学也；尧夫之数，陆绩、赵实、李淳风之流也。独其人品髙 耳。若其精于数，则所深讳也，故避其名而自托于《易》，述《先天》之图，推卦变之说，衍《太玄》之象。邵氏既托之《易》，以自神其数。学者每神其数，而并 信其《易》。世传邵氏《易》全解，殊浅谬，意后人假托耳。抑观子文所叙尧夫之学，盖自陈希夷。陈授穆、李，此数学也，而尧夫易学大抵专于论象，则托之象以 隐其数尔。尧夫得司马君实以尊其学，得程伯淳以志其墓，相与交推其所长，而不言其所偏，故世莫得而窥之。然伯淳兄弟亦有抑扬，其志墓也，言其学出于穆、 李，而不言陈抟。君实又自祖《太玄》，不传其易学云。”
综合而论，巴蜀地区易学发达，源远流长。巴蜀易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传学期、兴起期、初步发展期、兴盛期、持续发展期、衰变期及复兴期等七个阶段。 巴蜀易学又有着易学兴盛、拟《易》繁荣、融会易老、术数与象数结合、深思创新、重古学传统及易学传承、集杂为纯、兼重义理等八大特征。宋代是易学转捩的关 键时期，而此时的巴蜀不仅是宋代图书易学兴起的重要发源地，而且也是图书学繁荣发展的重镇。邵雍易学在巴蜀的广泛传播，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