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总述
“成都人文地理”的开篇，分别由自然地理篇、古史地理篇、蜀人治水篇、政治地理篇、文化地理篇五篇文章构成。它们以蜀地天府的自然地理要素作为开端，从纵向的历史进程与横向的不同文化侧面，逐渐演绎出蜀文化的深厚而丰富内涵。其中包括古蜀文明从神话传说到现实人间的演进过程；蜀人代代治水以缔造天府之国的艰难历史；游弋于中原政治主流之外的蜀地政权逸史；蜀地为滋养和保存华夏文化根脉所作出的贡献，等等。这些篇章以人文地理的视角整体统摄，全方位和多层次地展示了蜀文化的来龙去脉，对当代蜀人亦不乏有益的启迪作用。
作者手记
2006年末，笔者参加了一个名叫“成都问根”的以成都本土文化和蜀文化为主题的座谈会，与会者包括著名的成都籍学者流沙河、冯广宏、岱峻、杨尚孔、郑光路等人，以及成都媒体的部分文化编辑。
当时，岱峻先生在发言中谈到，自从2004年出版了《发现李庄》一书之后，自己很快便沉入大量的资料和采访之中，全力对抗战时期的成都华西坝进行研究，并准备以此为主题写自己的下一部文化专著。在谈到成都文化与中国主流文化的关系时，他说其实在唐朝的中、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成都这座城市曾两度成为中国主流文化中心。这两个时期在蜀中所诞生的人文学术成果，堪称蜀文化史上的两次高峰。
我认识岱峻先生已有数年，还知道他是北宋时期开创“陈氏蜀学”的阆中陈尧佐之后裔。他的《发现李庄》出版之后，引发了人们对抗战时期人文李庄的探寻热情。那个在长江边上沉寂了多年的偏僻古镇，因为这本书的出现而重新变得人声鼎沸，成了川南人文旅游的一个亮点。可以想象的是，当他再度把抗战时期的华西坝也呈现给读者时，从李庄到成都华西坝，西蜀大地在国难时期对中国文化的悉心呵护与哺育过程，将变得全面、清晰、具体而生动。
其实，蜀地天府对中华文明之脉的保护和传承何止抗战时期！
公元前316年，秦国灭掉古蜀王国之后，远在西陲的蜀地便成为秦朝迁徙罪人之所，尤其是秦相吕不韦获罪后，秦始皇徙吕不韦及舍人万家于蜀之房陵。在迁蜀的吕不韦舍人中，有不少人是参与了《吕氏春秋》的撰写的学者，因此，以道、儒家为主的中原文化也随之迁入蜀中，使中原文化中的许多精华要旨在这片封闭而又灵气十足的土地上，得以保存下来，幸免于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之难，并且最终在蜀地生根、发芽，于后世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从文化传承的脉络上看来，汉代以文翁、严君平、扬雄为代表的蜀文化和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蜀中文学，便是对前代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结果。其后，从汉末道教在蜀中的创立、唐代蜀中文化艺术的空前繁荣、两宋时期星光绚烂的蜀学兴盛，直到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文化中心，等等，这些曾经辉煌的文化繁荣时代，无不是经过蜀地天府这座华夏文明后花园的沃土孕育而成的。
人文成都之文化地理篇
秦国灭蜀之后，相对独立地发展了千年之久的古蜀文明，终于汇入了中原大一统文明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之中。在秦汉之际，蜀文化中的各个系统均被中央王朝相继改造，因而蜀文化很快就同中原文化整合起来。
汉景帝时，蜀郡守文翁“兴学官于成都市中”，广泛招募“学官弟子”，使蜀中成为全国治学为文最为兴盛的中心。其后，西汉蜀人严君平以蜀中方术结合老子的道家思想，著《老子指归》一书，被后世誉为“道书之宗”，奠定了中国道教的思想基础。严君平的弟子扬雄亦为当时一代大儒，对后世学术思想影响极大。另外，汉代蜀中文学以“锦绣文章，冠绝天下”，其代表人物则是大才子司马相如。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古代和近代时期，随着中华文明在政治、经济上的不断演进，中原与蜀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呈现出璀灿夺目的绚丽景象。蜀地特殊封闭的地理环境和灵秀山川，使它既有幸避免了历史上很多次战争的破坏，形成了一个相对安定和繁荣的社会环境，同时又发展了包括儒、道、佛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在唐朝的中后期和抗战时期，蜀中文化甚至一度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两次达到了辉煌的顶峰。
因此，蜀地天府如同一座中华文化的后花园，其丰厚的文化土壤和顽强的文化再生能力，在华夏文明处于低谷的许多历史时期，不仅保存了中华文化绵长的根脉，而且经过这片土地的潜滋暗养，很快便孕育出又一轮新的文化高峰。
唐皇幸蜀带来的文化高峰
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7月，唐玄宗李隆基终于结束了凄凄惶惶的逃蜀之旅，带着他的1300名卫士和24名宫女抵达了锦绣繁华的成都。虽然在马嵬坡痛失杨贵妃，令这位多情天子感伤不已，但此后玄宗皇帝在蜀中的日子，亦并非尽如白居易《长恨歌》中所云的“此恨绵绵无绝期"。起码在诗仙李白看来，中原的战火离乱已被蜀中的富庶繁华所替代，玄宗皇帝很快便陷入“天府之国”的温柔乡中了。“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在《上皇西巡南京歌》组诗中，李白把此间的绮丽繁华，描绘得可谓淋漓尽致。
因为有真龙天子驻扎成都，于是偏居于唐都长安西南方向的蜀郡，便被升格为成都府，并号称“南京”。正如前面所引李白的诗句“四海此中朝圣主”，当时中原的战乱与蜀中的安乐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加之成都府以“南京”之名而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因此全国的文人学士皆望风而入，形成了“天下才人皆入蜀” 的兴盛局面。
在唐代入蜀的文人之中，诗圣杜甫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在诗人颠沛流离、充满苦难的一生中，公元759年的入蜀之旅，可以说是其一生的转折。其后诗人寓居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生活，成为了诗人一生中难得的亮色，并成就了一代诗圣创作的巅峰时光。据统计，杜甫48岁入蜀，至57岁出三峡时所写诗篇，占了差不多平生所写的半数。
在以诗歌光耀千秋的李唐一代，绝大多数成名诗人都曾在蜀中山水中流连忘返。正是在唐代文学的影响下，后世历代的文人墨客，对蜀地的宏丽文脉与灵秀山川，无一不是心向往之。我国文学史上的许多著名大师都曾有入蜀参学的经历，并且留下了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除了文学之外，中唐以后蜀中的绘画艺术也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当时京兆、东南和川内各种流派最杰出的画家都齐聚成都，包括卢楞伽、常粲、孙位等大画师。在中原绘画艺术的影响下，蜀中本土的画家如左全、高道兴等也迅速成为一代名家。因此，画史称“蜀虽僻远，而画手独多于四方”。
“安史之乱”可以说是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对于蜀地而言，却因皇帝的流亡入蜀而使之成为了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在唐玄宗流亡成都120多年后，另一位唐朝皇帝唐僖宗再次为避“黄巢之乱”而幸蜀。而这一次，则直接促成了五代时期的蜀中文化繁盛。
蜀中的道教与佛教
“道可道，非常道。”当老子写下了惊世绝伦的《道德经》后，在600多年的时光里，道家还只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跻身于先秦诸子百家之中。直到东汉顺帝时期，“张天师”张道陵在成都大邑鹤鸣山开创了“正一盟威之道”，道教才正式作为中国人自己开创的本土宗教，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张天师世系于张鲁之后长传于江西龙虎山，但成都作为道教之源和道家文化最为丰厚的地区，历代仍是高道倍出，闻名遐迩。如西晋时的范长生、唐代的杜光庭、宋代的陈抟，明清之际的陈清觉，等等。另外蜀中道教还出现了几位杰出的科学家，如精通天文地理、阴阳术数的袁天纲、李淳风；以炼丹闻名的矿物学家梅彪、彭晓等。而诗仙李白学道于岷山、杨贵妃加入道籍号曰“太真”，则更是众所皆知，传之千古的逸事了。
总之，道教兴于鹤鸣，播于西蜀。如今，无论是青城、鹤鸣这样的道教名山，还是青羊宫、天师洞这样的道教仙观，均已是闻名世界的文化圣地，成为中华民族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与道教相对应，佛教对蜀文化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从历史上看，大到帝王的统治思想、小到百姓的生活习俗，千百年来，都受到了佛教思想不知不觉的浸染。比如前面提到的唐朝的两位皇帝——唐玄宗和唐僖宗入川，都对蜀中高僧礼敬有加。唐玄宗在成都敕建“大圣慈寺”，并亲自题名，还将高僧无相禅师邀入宫中说法；唐僖宗避乱入川后，也兴寺敬僧，并将蜀中名僧知玄赐封为“悟达国师”。而蜀中百姓历来都有在传统节日到佛寺中游乐的习俗，比如大年初一到寺庙烧高香、二月的观音会、四月的佛诞日、七月的盂兰盆会，乃至中秋、重阳、冬至等传统节日，人们也都习惯于到寺庙里去放生祈福，讨个吉祥。
峨眉山、乐山大佛等蜀中佛教圣地，千百年来，一直俯视着芸芸众生。此外，不少闻名遐迩的佛教寺院，比如成都文殊院、昭觉寺、新都宝光寺等，都是享誉全国的著名禅林。所谓“上有文殊、宝光，下有金山、高旻”，明清以来最著名的全国四大禅林，四川便占其二。过去有“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的说法，可见蜀中历史上的佛教之兴盛，冠盖于全国。
佛教对蜀地的文化艺术也影响极大。从蜀地出川而名扬天下的文化名人，如唐代“青莲居士”李白、宋代“东坡居士”苏轼、明代有“第一人”之誉的新都状元杨升庵，等等，他们的人品学问都受到了佛教文化的深刻薰陶；他们的作品，皆透出一股既孤标俊逸、又自在洒脱的禅意。
从易学在蜀到宋代蜀学
北宋仁宗皇帝在位时，洛阳人程珦入蜀为官，他的儿子程颢、程颐兄弟也随父亲一起入川。有一天，二程兄弟到成都游览，在大街上见一个箍桶匠挟书而坐。饱读圣贤之书的二程兄弟心生好奇，于是过去借书来一翻，竟然是一部以“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著称的《易经》！箍桶匠见他们满眼惊异，于是问道： “你们也曾学过易吗？”随即用手指着《杂卦传》中“未济，男之穷也”一句，问说的是什么意思。二程不解，于是箍桶匠指点说：“三阳皆失位也！”二程兄弟一听之后恍然大悟。后来，二程兄弟名满天下，成了宋明理学的一代宗师。有学者袁滋尝向程颐请教《易经》，程颐告诉他：“易学在蜀啊，你何不前往蜀中去寻访呢？”袁滋听后入蜀游访，但也一直没有找到那位民间高人。
这个故事记录在《宋史·谯定传》中。宋代蜀中易学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其上承汉代大儒严遵、扬雄师徒之玄学思想，中承唐代以撰写《周易集注》而著名的易学大家李鼎祚。到了北宋初年，更有蜀中传奇高道陈抟，以一套“先天易”理论及《河图》《洛书》等图说而传之后世，特别是他所传出的《太极图》，更是以抽象而完美的形式象征了华夏文明传统的宇宙生成论，具有超越时空的穿透力和影响力。
其实，“易学在蜀”只不过说明了宋代蜀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整个宋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相对达到了辉煌灿烂的顶峰，尤其是在江南和西蜀，更是以其缤纷繁复的学术流派和前赴后继的人才涌现而代表了宋代文化的最高成就。
三苏之学作为蜀学中最为重要的一支，同时也对宋代蜀学独特个性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苏氏之学在精研“六经百家之言”后，更深悟禅宗，旁通仙道，形成了博大而绚烂的学术面貌。苏学不仅在蜀中广为传播，也随着苏轼、苏辙兄弟的坎坷宦游而远播中原、江南等地。时人称苏轼“文章为时所宗”、“正直之节，冠于本朝”。
除苏学之外，两宋蜀学从早期陈抟所传之“图南学派”为开端，到元初蜀学之士因战争被迫东移入江浙之际为终结，蜀中先后涌现出以阆州陈尧佐为代表的“陈氏之学”、华阳范祖禹之“范氏蜀学”、以及涪陵学派、丹棱学派、资中学派、南轩学派、鹤山学派，等等。其中可谓是人才济济，造诣不凡，足证当时蜀学之兴盛。
宋代蜀学绵延两百余年，卓然独立于两宋之际的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其源远流长的学统和璀灿夺目的光辉，对宋代儒学各大派以及后世的中国文化史，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
抗战时期的文化大后方
1937年11 月，国民党政府发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一时之间，外省大量人口涌入四川盆地，计有700余万人。当时处于战区的高等院校和一些学术机构纷纷内迁，西南地区是其主要的迁徙地。当时重庆、成都、昆明三大后方城市和位于四川宜宾江安县的李庄，共同被称为中国抗战的“四大文化中心”。
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济南的齐鲁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生物系、北平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的部分师生及护士专科校等，先后迁到成都华西坝。这些内迁的高校与1910年建校的华西协和大学一起共同办学，共用一切教学设施，使原华西协合大学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以至于后来中央大学医学院又不得不迁往他处。人们习惯性地称这一时期为华西坝抗战“五大学时期”。
当时华西坝上大师云集，其中既有大批人文学科泰斗，又包括医学、天文学、生化学、数学、地球物理学等各个学科的领军人物。1942年11月华西协合大学发起成立了“东西方文化学社”。牛津、剑桥以及美国、德国、印度的许多大师级人物也加入其中，包括爱因斯坦、罗素、蒲朗克、泰戈尔，等等，成都华西坝俨然成为了中国抗战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
而在整个抗战时期最值得一说的文化重镇，是位于有“万里长江第一镇”之称的李庄。在这个偏僻古镇的寺庙宫观、会馆祠堂、农家小院里，星罗棋布地栖居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科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及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金陵大学文学研究院等中国最高级别的文化研究机构。包括傅斯年、董作宾、梁思成、李济、童第周等一大批有着国际性声誉的一流学者，都在此度过了一大段最为特殊的学术生涯。另外更有史图博、陈一荻等大批外国教授辗转来到李庄，与中国学者一起研究和探讨学术。其中波兰籍犹太人魏特教授不幸逝世，成为长眠于中国李庄的异乡孤魂。
重新让“中国李庄”进入当代人视野的川籍学者岱峻，在《发现李庄》一书的自序中这样写道：“那时寄自海外的邮件和电报，只要写上‘中国李庄’便能准确送达，同盟国的一些科研机构，也经常收到寄自‘中国李庄’的学术刊物和书籍。……李庄的发现，我窥见了人文学术史上的一段不寻常的时期，找到了一座中国学术的富矿。我为李庄激动，我为我的李庄发现激动。”
